B座西窗
文史 | 1968年揪“假党员”妖风的真相
来源: 2017-11-27 10:37:16

  “文革”十年中,在1968年至1971年“清理阶级队伍”阶段,有一股影响颇广的揪“假党员”妖风,那时北京大街上常出现“揪出假党员×××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”的大标语。这股妖风,使众多在战争环境中地下入党的老党员深受其害。那么,这股妖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呢?由于我俩在1967年、1968年间由组织委派参加了“罗瑞卿专案组”(简称“罗案组”)的工作,主要做审查罗瑞卿“历史问题”的具体事务,可以说是揪“假党员”妖风源头的始作俑者吧!现就这股妖风前前后后的实情概述如下。

 
  罗瑞卿主动陈述入党实情
 
  1967年夏,“罗案组”在审查罗瑞卿“历史问题”中,发现罗自1929年参加红军后,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新中国成立初期,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均写是1927年“四一二”前在武汉军校入党,但前后写的入党介绍人中,1949年后与以前写的有一个人的姓名不同。1949年前写的两位介绍人是陈刚秉(1931年在武汉牺牲)、潘先知;1949年后写的是陈刚秉、任伯芳(与罗是同乡,以前在川军刘文辉部当教官,抗战初期病故)。
 
  有三个入党介绍人本身不符合党章的规定,前后又变动一个人。“罗案组”认为这一疑团应该弄清楚。对此,我俩在1967年7月受命赴川做了20多天的外调工作。经过查阅相关档案、资料以及寻找与罗瑞卿三十多年前那段历史有关的同乡、同学等人,终于找到了潘先知(解放前是川军的一个师长,四川解放时起义,后任四川省合川县政协秘书长,1957年被定为“右派分子”)。
 
  我俩通过翻阅潘的几册干部档案及同他面对面交谈的结果,得知潘先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,而是曾在上海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。我们也了解到确有他在武汉军校期间与罗相处甚密等情况。
 
  我俩回北京后,“罗案组”即确认罗的入党问题必须弄清楚。对这一问题,我俩与张英华(原总政保卫部副处长,现国防大学离休干部)三人经过反复研究,就以不能直接亮出外调材料去追问为原则,认为只能同罗面对面磨合,尽量促使他自己讲清这一问题。
 
  1967年11月17日(星期五)上午,罗瑞卿自己坦承他的确不是1927年“四一二”前入党。那天上午9时许,我俩和张英华三人刚一坐下,罗就抢先说:“诸位今天别先问了,我先讲吧!”紧接着他说了“从前写的入党时间和地点不是事实,这件事对党中央、毛主席隐瞒了39年”等话(笔者注:实际情况是罗瑞卿在1927年前的确只是加入了共青团,他几次提出入党的要求,当时党组织没回答他。“四一二”后,罗瑞卿四处寻找党组织,苦无觅处。任伯芳给他出了主意,说你是个团员,又不是党员,用这种办法跟党接头不会有效果的,你干脆就说你在分校已经入了党,你用党员的身份与党接头。后来因为他很急切,就这么办了。到1975年罗瑞卿恢复工作前后,毛主席讲了一句话,说什么“假党员”,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,假的也成真的了。罗在1978年8月3日逝世后,8月12日其追悼大会上,邓小平致悼词中说: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。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,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”
 
  我们说:“你就写一个简要材料吧!”
 
  罗随即写了两页约二百多字的书面材料。材料的末尾写有“认罪”二字的词句。这个全过程仅半个小时就结束。
 
  刮起揪“假党员”妖风
 
  当天下午“罗案组”就将罗瑞卿亲笔写的材料上报(当时“二办”主任是杨成武,“罗案组”组长是吴法宪)。两天后,即11月19日(星期日)下午,军委办事组(组长杨成武,副组长吴法宪)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召开北京军队系统领导人的会议。会议由吴法宪主持,杨成武讲话。此会一开始,吴法宪就献媚取宠地说: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杨代总长‘大树特树’的文章(1967年11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刊载)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了一个缺口,他承认是个假党员……”
 
  不久,江青就以罗瑞卿主动陈述入党实情之事,就在各中央专案组组长联席会议上发出“懿旨”,要各专案组都要对审查对象的入党情况进行审查,并提出各中央单位和各地的造反派都要审查领导干部的入党情况,造反派再层层加码,就这样揪“假党员”这股妖风,从1968年春猛烈地刮起来了。
 
  张爱萍也被诬“假党员”
 
  1968年至1971年间揪“假党员”妖风中,究竟有多少老党员受到波及,我俩不可能有统计数字,但我俩亲历的有以下两则具体事例:
 
  一是开国上将张爱萍,张1949年前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、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兼政委、第八兵团司令员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。1954年张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。五六十年代他协助聂荣臻元帅领导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工作。“文革”十年后他复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,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。由于王亚志离休前在国防科工委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、干部部部长,张爱萍是王的顶头上司。故而对张爱萍在“文革”中被“隔离审查”(实际是囚禁)的遭际较为了解。
 
  张爱萍是1967年12月26日被隔离审查的,当时专案组就向他宣布:“你是假党员,历史上还有其他问题……”因在张被囚禁前,审查他的专案组1967年4月起就先后做过五次外调,所以在张被囚禁十多天后,1968年1月6日专案组就写了《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》。报告中就肯定“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,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”。实际情况怎样呢?张爱萍1926年4月加入了共青团,1928年8月6日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决定张爱萍转为党员。但时隔39年后,1967年张爱萍专案组的人去达县调查时,1927年至1929年达县党组织的三个领导人,只有一个叫牟仲宇的在世,而牟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。当专案组找牟调查时,牟证明张爱萍是党员。但1967年12月27日专案组再次找牟调查(此时军内刮揪“假党员”妖风),牟说根据在上海查到的党史资料,达县只有团没有党。此时牟自己也在受审查,思想上顾虑重重,便按外调人员的意图,写了一个更正的证明。说原来把党团混淆了,张爱萍那时不可能入党等等。专案组据此就多次对张爱萍搞马拉松式的“车轮战”,进行突击审问……
 
  王亚志还知晓“假党员”这顶帽子,开国将帅彭德怀、黄克诚等在被囚禁中,也曾被戴过。可见“文革”中刮揪“假党员”妖风是何等凶狠猛烈啊!
 
  二是曾在“罗案组”工作七个月的汪春耀(当时是公安部二局副科长)这位小人物。他1968年3月中旬离开“罗案组”后,进了设在中央政法干校(现公安大学前身)内的学习班。不久,从学习班抽调出来到公安部机关做向部队干部移交档案的工作。他在做移交档案工作才20多天,一个下午负责移交档案的头头(造反派小头目)突然向他宣布说:“你有问题要交待……”等话。他回答说:“我有什么问题,你们不也是同意我去专案组工作的么……”这位头目说:“你明天回学习班去吧。”当时学习班正进入“清理阶级队伍”阶段,其实汪胸中也有点数,无非是揪“假党员”搞到我这个妖风源头始作俑者之一的头上了。由于他是1948年在南京永利铔厂地下入党的,那时地下入党绝对不能有任何文字记载,除支部委员其他党员都是单线联系,也不允许有横的关系。而汪的入党介绍人1949年1月撤退到已解放的六合县,只是1949年2月初由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王春海(1995年病故)与汪接上组织关系,中间有二十多天的空间。再加之造反派派人初次调查时,入党介绍人说得有些含糊,这就将他列入有“假党员”问题。直到1969年汪下放到设在黑龙江集贤县笔架山劳改农场的“五七战校”劳动,造反派派人再次到南京外调,取得永利铔厂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王春海的证明材料,才使汪的“假党员”问题,在受审查两年后得以澄清。这一事例,也可推论出揪“假党员”妖风刮得何等广啊!
 
 以上两件实例可说明:“文革”中刮揪“假党员”妖风,不亚于揪“叛特反”之风。我俩概括地写出本文,让“文革”后入党的人知晓一下“文革”中刮揪“假党员”妖风的真实情况。
 
  王亚志 汪春耀(据《世纪》)
 
  (本文作者王亚志曾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秘书、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,现为总装备部离休干部,汪春耀现为公安部离休干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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